合伙人陈爱国和丁学文无奈地相视一笑，为新生的创投管理公司取名为“盈创”，竟然是因为之前想好的59个名字都因各种原因未获通过。
无论如何，上海盈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（下称“盈创”）终于在上周顺利拿到了营业执照。1000万元人民币的注册资本，分别来自上海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（下称“上海创管”）、中星资本股份有限公司、优势资本和蓝海创投，但比例没有公开。
董事长正是上海创管董事长、上海创投界元老华裕达。
项目库优势明显
盈创的定位是投资管理公司，目标是打造一个有高知名度的本土创投品牌。
上海创管的优势在于项目资源，华裕达多年来在业内积累的资源，也是项目来源的保证。中星资本和优势资本长于投资成熟期的企业和拟上市前公司，优势资本尤其擅长协助企业赴欧洲上市；民营蓝海创投则是为未来培育民间LP（有限合伙人）作准备。
为了说明盈创的项目库优势，合伙人陈爱国举例说，去年10月深交所委托上海市创业投资协会为创业板推荐项目，后来协会就精选了13家推荐给深交所。这13家企业每个年营收都超过2亿元人民币，年增长超过50％，其中科技创新型企业都有国家级的高新技术认证。华裕达本人正是上海市创业投资协会会长。
丁学文表示，盈创目前项目库中的公司已有3家，这些公司已具备赴创业板上市的能力；如果盈创人民币基金的规模够大，也有可能投资上述13个项目中的某一些。
陈爱国说，有关“创投在创业板禁售期为三年”的传闻目前还不能当真，那些唱空创业板的言论也不足为信。虽然海外创业板市场中只有纳斯纳克一枝独秀，但这不能说明中国推出创业板前景暗淡；同理，尽管沪深两市市值蒸发了20％，只能说明那些想短期获利的投机人士大吃其亏，而对于专注长期投资和企业发展前景的投资者，这只是必须承担的市场风险罢了。
“模拟合伙制”
私募股权基金（PE）正当红的组织形式是有限合伙制，但盈创选择有限公司制的原因，据称是基于对整个中国创投业大势的考量而定：中国创投业10多年取得的成就不容置疑，但是否存在符合国际标准的LP（出资人）和GP（管理人），尚待商榷；更重要的是，有限合伙制的实施细则没有出台，将给合伙制公司后续操作带来不确定性。
中星资本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总经理兼合伙人丁学文对《第一财经日报》说，风投的本质在于“委托管理”，即作为出资人的基金公司只履行出资人的职责，不干预基金管理公司具体运作；而基金管理公司则把各个出资人的利益捆绑在一起。
此外，丁学文认为，有限公司制比有限合伙制更加成熟，因为很多有限合伙制下的具体运作没有先例，去工商税务办理股权变更会遇上很多麻烦，况且有限合伙制很多细则尚未出台。
盈创将延续上海创管实践过的“模拟合伙制”管理方式，管理公司收入由三块组成：抽取出资人相当于基金规模2％至3％的资金当管理费，收取投资所得的20％至25％做分成，最后一块是顾问咨询的费用。预计盈创未来收入主要由前两块组成。
但现实的出资人总要复杂许多，在中国这些人多数是腰缠万贯的民企老板，谈到最后，往往会问：能不能给我多点分成？能不能别收我管理费？能不能分我点盈创的股份？——从本周一上午至本周二上午，陈爱国和丁学文分别接待了3批和5批这样的老板们。
盈创正在筹划3个基金，前两个都将与交通银行合作，采用的形式为银行信托（名称暂定为“交银信托。上海盈创股权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”），规模分别为1亿元人民币和2亿元人民币。目前交行已将两项计划递交银监会备案。
此外，盈创还有一个预计规模在10亿元人民币的私募股权基金，目前已经和3位来自江浙的自然人签订了出资意向性协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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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创投国字号“华主任”的16载风云
章苏阳说：“目前中国像华裕达这样的人物，只有5个左右。”
穆一凡
华裕达，业内亲切地称为“华主任”，这位年近七旬的老人在原国防科委的第七研究院里度过了他前30年的职业生涯，他把后30年乃至更多的时间用来实践“科研成果转化”。
1992年，53岁的华裕达就任上海科委主任，当年上海市政府出资1.5亿元人民币，由上海市科委主管建立了上海科技投资公司（下称“上海科投”），次年华裕达代表科委与IDG创始人麦戈文签署了“共同组建中外合资创业投资公司”的协议，成立了中国第一家中外合资的创投公司太平洋公司，也就是今日IDG中国的前身。当时，熊晓鸽和章苏阳分任该公司的第一任和第二任总经理。
章苏阳昨接受《第一财经日报》记者采访时说：“华主任是推动中国创投发展的首要功臣，绝对的好人。目前中国像他这样的人物，只有5个左右。”
当年也在上海科委任职的陈爱国回忆说，直到1999年上海市政府再出资6亿元人民币组建上海创业投资有限公司（下称“上海创投”），正式引入委托管理机制，从财务上把出资方和管理方分开，这时的上海创投才是上海最早实践委托管理理念的公司。
这是由于当年上海创投采用了由若干个政府部门的负责人组成类似“董事会”的决策委员会，但政府本身不懂得如何运作，也缺乏专业人才；于是1999年掌管上海创投这个肩负相当多政府使命的“特殊”投资公司时，华裕达说过“首先考虑政府应该怎么做，那就是支持高科技小企业，促进科技创新——而不是赚钱”。
上海创投的定位是基金的母基金。此后，上海创投就与海内外20余家投资机构合作建立了16家创投基金，在培育高新技术企业的同时，上海创投培养了一大批的现在在创投界赫赫有名的人物。
华裕达认为政府只需把资金作为种子，把优惠政策作为助推力，政府应该全力支持创投的市场化运作，“不要干预、不要介绍人或项目，创业或产业投资基金不是解决钱的问题，而是提供一种经济发展的模式”。
2002年上海创投以10％的出资比例，与新加坡TIF风险基金共同成立了国内首个中外合资的人民币基金——华盈TDF；一年后上海创投又与硅谷创投机构橡子园、上海张江有限公司在浦东成立“橡子园上海孵化器”。
陈爱国说，由于彼时的创投在中国既无成功案例可循，又不能照搬海外经验，于是与同业合作，组建专项投资基金（如在微电子、软件、生物科技等方面进行专业孵化），就成了上海创投的“工作重点”。
2003年4月，华裕达又看到了新的希望。他代表上海创投联合几位专业人士创建了一家全新的机构——上海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（下称“上海创管”），由陈爱国出任上海创管的总裁。
与上海创投不同，上海创管的定位是盈利。以当年上海创投充当天使投资的生物芯片公司睿星为例，睿星的最后一轮融资决定了它赴东京证交所上市的命运，并最终在2007年售与日本制药巨头野村。当时上海创投只能忍痛割爱，为什么不能自己做一个基金，把好的项目留在国内，也把盈利留给付出过辛勤劳动的人呢？
2004年华裕达从上海创投离任时，上海创投已经建立起以上海创投为核心，由17家基金和18家投资管理公司，覆盖交大、复旦、中科院上海分院和各大科技园区的风险投资网络。根据上海创投的统计数据，截至2006年底，上海注册的创业投资和管理机构已有240家，拥有资金总规模达到250亿元（占全国的35％）。
截至2007年底，上海创管已受委托管理了总额4亿元人民币的投资基金，其中包括上海创投的2亿元人民币、上海市信息技术创新基金的6000万元人民币，以及4项总值9800万元人民币的科教兴市重大项目基金。上海创管已投项目40余个，实现退出项目10个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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